智慧中国杂志社四川信息中心主任 殷邦权

　　1954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称赞张澜先生说：“表老啊！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简短数语，道出了先生精神品质珍贵所在。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异，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面对世界风云变幻，社会主义阵营动荡之际，我们学习、研究、弘扬张澜先生的“与日俱进”精神和品格，也正是时代的需要。

　　所谓“与日俱进”，它不仅包含张澜先生的道德品格、学习进取，而且也包含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实践与斗争，是“立功、立德、立言”的统一。先生的一生，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不断前进的、战斗的一生。他从维新变法到保路运动，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接触马列主义到信仰马列主义，从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实现了他推翻旧社会，创造新中国的夙愿，成为一位“与日俱进”，可歌可敬的民主革命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今天我们学习、研究他，应首先追溯到他“与日俱进”的动力。

　　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离不开内因和外因两个条件，这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张澜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为什么能够“与日俱进”呢？对此，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进行分析以找出其动因。

　　一、原动力

　　张澜的父亲乃是清代秀才，家境困窘，设馆课徒，安贫乐道，清苦自持。“平生无不检之行，无苟取之财。”他常教育儿女；“虽贫贱，善方为。恶不可为也。”张澜自幼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并喜读经史，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加之当时的维新运动的促醒、日本维新富强的启示、“五·四”运动的冲击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步入社会之时就已经确立了朴素的爱国爱民思想，并成为他与日俱进的原动力。

　　张澜先生作为生活在黑暗动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旧知识分子，而能一生奋进不为功名利禄所左右，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从参加保路运动开始，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先后出任过川北宣慰使，临时国会众议员，讨袁军司令部政务长，四川嘉陵道道尹，四川省省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等。几十年，勿论升降沉浮，他始终不为旧官场腐败习气所熏染，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一身布衣，守廉爱民，保持了高洁品质。他作宣慰使时，他的四弟（一位秀才）求他在政府机关给一职位，他断然予以拒绝，说，我不能任用私人。新中国成立后，张澜当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仍然始终如一保持朴素，节俭的作风。

　　张澜作官敢为民作主，这又是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又一突出品格。当他任川北宣慰使时，率军回顺庆，惩治贪官污吏和地方上的土豪恶霸，为百姓除害兴利。作嘉陵道尹时，奖励廉能，禁烟禁赌，罢免贪官，处决了一批为非作歹的地头蛇。百姓无不赞颂先生清正。

　　张澜一身爱国爱民不是停留在感叹“民生多艰”，而时时处处都在以实际行动为振兴中华而奋进。他立定“弘扬教育，倡办新学，培养人才，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志向，先后在南充、成都任教或主办书院、私塾、小学、中学、大学，培养了大批革命志士和栋梁人才。他在办学中不仅敢于冲破封建牢笼，“离经叛道”，倡办新学，而且还大胆改革，把办教育与办实业结合起来，把普通中学改办成为综合性的中等学校，并尽力开办或与厂、场合作开辟学生实验基地，使学用结合，发展地方实业，振兴地方经济。他还特别注重养蚕种桑，发展蚕丝工业，一举而为南充教育和实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以寿的长短来计算，立功、立德、立言，这是中国估计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一个人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所贡献，才算是有价值的人生。”张澜这段话，正道出了他人生价值取向的真谛，也正是他“与日俱进”的原动力。

　　二、启动力

　　爱国主义是张澜“与日俱进”的又一内在动因。爱国主义虽然与爱国爱民思想同属一个范畴，但却有新的政治内涵，更能规范人的行为向着认定的目标进取，并且这种爱国主义是在斗争中形成，又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张澜的爱国主义举动始于日本留学期间。他在留日学生会上倡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当时维新运动已遭致失败，革命斗争处于低潮，然而张澜却能在低潮中奋起。1911年5月9日，他见清廷出卖四川路权拍案而起。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副会长的身份无所畏惧地与清政府进行坚决斗争，继而在各地掀起抗粮抗捐的风潮，席卷全川。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张澜看到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曙光，其爱国主义也随着这一历史的变革而形成。

　　民主主义也是张澜爱国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1921年，张澜倡导四川地方自治，并先在南充进行试点，制定出了《四川南充县暂行自治大纲》23条，使民众享有一定民主权利。张澜还主张民主办校，提倡思想自由和学生研究自由。他任成都大学校长时让中共地下党杨伯恺在课堂上公开宣讲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进步经济学者张禹九主讲日本河上肇编述的马克思关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对校内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科学研究社“不仅给予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在经济是予以支持。芦沟桥事变后，张澜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中表现为：“抗战、团结、民主。”张澜认为，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凡与此相违背的他毫不犹豫地坚持斗争。他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主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精神是一致的。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坚持主张实施民主政治。1943年，张澜在致蒋介石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内问题的症结，皆在政治之未能实行民主”。此时张澜的思想随着形势的发展又由最初的“抗战、团结、民主”调整为：“民主、团结、抗战”。并在1945年8月3日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指出：“我们的中心主张，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其中尤为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抗战问题，军事问题，以及一切社会教育文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所以，他无论在国民参政会上，还是在群众集会上，他都强调实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这也是他与国民党进行殊死斗争，不参加伪“国大”的政治原因。1946年7月8日，民盟在成都召开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大会。在会上，张澜痛斥国民党破坏民主的暴行，而惨遭特务阻击，打伤头部。他在养伤期间郑重申明：“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定的民主主义精神，强烈的爱国热忱，正是他“与日俱进”的又一内在动因。

　　三、推动力

　　张澜的思想之所以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除了他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客观环境所铸造的爱国主义的内在动因之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马列主义对他的启迪也为他“与日俱进”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1919年，他在北京结识了林伯渠等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的思想，从而引起思想上的巨大飞跃。他不顾北洋军阀不准刊登“过激派”言论的禁令，而毅然于4月28日在全国几大报纸之一的《晨报》上，发表了与梁乔山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章。据记载中国在报刊上讨论“社会主义”是从他这篇文章开始的，这里也足见他的思想起点之高。他以北京大学《晨报》责任董事名义特聘李大钊为第七版编辑，据统计，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介绍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日后又聘俄专毕业的进步学生瞿秋白为《晨报》记者，出使苏联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写回《俄乡记程》、《赤都心史》等专稿，“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张澜在成都以及南充办学时聘请了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张秀熟、袁诗尧、李鸣柯、任乃强等先后担任教务主任与教员，这些信仰马列主义的教师，对他的思想转化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他由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开始转化为信仰马列主义的新民主义革命战士。

　　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无不使张澜增强对于真、善、美，是与非的鉴别能力。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期间，他对红四方面军由陕西进入四川，在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宣汉一带建立根据地，表示欢迎，对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则极力抵制。1935年，张澜促成了中共与刘湘建立了统战工作联系。他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联合地方势力共同反蒋的政策，多方劝说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派人同广西的李济琛将军取得联系，使双方于1936年冬签订了《红（红军）、桂（广西）、川（四川）军事协定》。1937年4月他受刘湘委托，代表川康地方势力与中共驻成都代表李一氓会晤，订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秘密协议，并动员刘湘“献银二十万两资助陕北红军”。这些革命的行动，足以说明张澜已是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忠实朋友，对蒋介石已开始由反对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

　　1939年“为了共就抗战建国大计，讨论其政策是非，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张澜与沈钧儒、梁濑溟、黄炎培等在重庆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上，他指责蒋介石的种种反共措施。1941年2月19日在重庆“持园”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会上，被推选为主席。他领导民盟与中共密切合作，可算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民主运动生力军”。

　　张澜一生奋进，威武不屈，始终与共产党站在一起，为维护旧政协决议，决定民盟不参加由蒋介石单方面召开的国大，从而间接地支持了中共的解放事业，在政治上对蒋介石予以沉重打击和孤立。为此，蒋介石下令以暴力强迫解散民盟，但张澜却在《正言报》上刊登了个人的《呼吁书》，暗示民盟并未解散，表明争取民主的立场并未改变。在解放战争中张澜更是与共产党肝胆相照，在策动川军起义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澜投身革命，无论环境何等险恶，斗争何等艰巨，而他不是彷徨退却而是斗争，正是马列主义给了他强大的推动作用。

　　张澜的一生是刚正无私、正气磅礴、与日俱进、奋斗不息的。他走过的路是一条不平坦的路，从倡导慈禧退朝到“五·四”运动，从成都大学任教到抗日反蒋，直至社会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其思想演进发展过程在今天无不给人以启示：

　　第一、兴办教育与兴办实业结合。建国四十多年来教育事业有了较大发展，但在客观上也存在着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劳动、教育与实践结合的差距。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劳”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者，在这个方面我们还得从张澜办教育与办实业的结合中吸取教育思想的营养，在教育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让张澜兴办教育与兴办实业的精神弘扬光大，以达到“教育兴农”、“教育兴企”、“教育强国”的目的。

　　第二、爱国主义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应该为民族的兴盛富强而为之奋斗。张澜作为一个清末的旧知识分子，能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虽“大刀架颈，洋枪抵胸”而不惧，特务暗杀监禁而不屈。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更有责任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以报效祖国的养育之恩，使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

　　第三、民主主义思想。张澜“倒袁”“反蒋”目的在反对独裁，倡导民主政治。从倡导学术自由到民主建校，从在南充县试行民主自治到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也足见其民主思想。历史和实践证明一党制在我国行不通，多党制更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才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伟大创举。在东欧演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阵营波折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高度，反“和平演变”的高度认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

　　第四、改革的胆略。张澜在教育上敢于冲破封建牢笼，开办女子大学新风，“离经叛道”捣毁神象，倡办新学，不顾教育厅阻挠，毅然改革学校体制注重教育实用，把办教育与兴办实业结合。在政治上，主张四川自治，并在南充试点，推行选举制，实行行政、司法分离。张澜能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大胆改革，这种进取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在改革大潮中应该宏扬的。

　　第五、社会主义信念。张澜在1929年《中国学生的出路》中就已指出：“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进化上有历史的作用。但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它却不是发达生产的而是障碍生产的。……就是目前帝国主义阻止中国生产的发达，也属世界资本主义障碍生产的一个证明。进一步说，中国革命的自身，即已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他向往“大同的共产社会”，对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而且为之奋斗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在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共产主义的阵营中出现一缕乌云之时，却有人一叶障目，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彷徨迷茫，这与张澜相比是多么渺小，我们应该坚信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金光大道，也是强国之路。（作者系智慧中国杂志社四川信息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