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琪  (半秦人)

　　2025年10月23日，红日高照，蜀中冬暖。我随子女至市内广汉松林镇一日游。一路上，看到小山坡上橙黄橘绿，果实累累，不禁想起蜀中名士苏东坡在杭州任知卅时所写的一首诗：《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联想东坡居士在经过“乌台诗案”后屡遭贬谪却坦然笑对的一生事迹，进而联想到自身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心中总感到有些话要说。 

　　1090年，苏东坡已55岁了。距其逝仅有11年，按当时年龄看，此时他已经是老年人了，犹如“荷尽菊残”也!何况他当时的境遇并不理想。但遇到年近60，仕途不畅的好友刘景文时，他不是同病相怜，怨天尤人，而是指物劝人，笑对人生。杭州时值初冬，花木凋零；但在东坡眼中，“橙黄橘绿”的一年好景又恰在此时，更应乐观珍惜。怀古论今，触景生情，我不禁自问：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我们哪一个人又都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事事如意，处处坦途呢？若怀才不遇，与其悲观叹息，不如珍惜当下，继续努力。

　　以我为例：我今年已满78岁。回首人生，自己虽体弱而性强，经磨难不服输，一生中几次碰钉子、撞南墙却本性难改。在现实命运中，自己能勉强走到今天，已十分感恩父母、感恩师友、威恩时代了。但有时又难免怀念故乡，怀念亲友，怀念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据家父母告：我出生时身体较好，至1岁多在由陕返苏(老家)的颠簸中（经重庆、过武汉、至上海、归无锡；坐大卡车、轮船），又哭又闹。尤其在重庆南温泉(申新纱厂驻渝办事处宿舍)因酷热生病，瘦弱不堪。返祖居后，家父四处谋职，我之两兄荣鸿璋、荣鸿瓦(孪生)先后染猩红热、百日咳夭亡；我在当时也步履蹒跚，站立不稳。有乡亲说：“按江南老话，死两个就要死三个”。劝家父母将我丢弃——因子女多，家父母拉扯一大家人在当时确实十分艰难。但父母不舍，又好在终于在江苏靖江“裕纶纱厂”找到了工作——应聘去当厂长(时中上层人士都想走，私人小工厂无人管理)。1950年秋，家父曾经工作过多年的“申新四厂”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急需维持企业经营、发展生产，公私两利的人才，向身在江苏靖江的家父母发出召唤——“希望能尽快返厂！”家父母经过综合权衡利弊后，毅然带我们由苏返陕，时我仅4岁。从后来自己的人生历程看：年幼时不知事的这一段切身经历显然对我的体质和性格——“瘦弱而倔强”形成有相当的关系。而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也并非虚言。

　　家父荣泉源返回自己在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秋)押车西迁的荣氏民族企业后，由于在建设新中国中有贡献，根据陕西省委书记马明方同志指示精神，省政府主席(省长)赵寿山1954年5月任命他为“公私合营新秦(即原“申新纱厂”)纺织厂”副厂长。我们一家在陕安定生活。家父不仅卖掉了自己原先开办的小型织布厂，而且主动放弃了在企业中的“股份定息”。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是“三好学生”，16岁就入了“共青团”。但是，在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革”中，父母被斗抄家；我成了“狗崽子”，接着又“上山下乡”，期间之艰难坎坷一言难尽。1978年，虽然在恢复高考后自己侥幸入学，毕业后经成都到德阳，我与妻子团聚。我终于在34岁时有了自己的家。但不管是工作，还是家庭，要“立”起来，都要从头开始——当时，自己连四川农村中“大春”、“小春”是什么意思都听不懂，一家三口居住在只有14.5平的底层小屋。当我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16年后，久病的妻子又弃我而去。“中年丧妻”使我一度心灰意冷。……唉！至今回忆我从19岁到49岁那30年的历程，真不知自己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为什么自己“体弱而性强”？不强不行呀!我只有经磨难而不服输，才能一次又一次地鼓起劲来，走到今天。虽然现在我发表了些文章和诗，但在当时，面前只有一大堆现实问题而毫无诗情画意。虽然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德阳确实在工作与生活方面渐渐改善，家父母被省纺织公司党委发文恢复了“县、团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退还了“文革”中被抄走的财物。

       自己在央行“调查统计”工作中有些成绩，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数十篇文章，应聘在“电大”“函大”“函授中专”任教，丧妻后又找了老伴，子女们也读书，工作了。但由于自己“好强而任性”，在金融实务方面能力有限，虽然多次申请，一直到48岁才入党。虽然是“正科级”，却始终没有担任过正职。到了2007年，也就是18年前，满60岁退休。退休后写《家史》，赴陕、赣两省中父母工作过地方参加“工业遗址学术研讨会”，捐献文物；后来又在德阳“党史办”、“老科协”做事。至于写诗，仅是近几年的文学活动。今天，有些读者称我是“突然冒出来的新秀”，其实我已年近80，垂垂老矣！“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自己虽然有些文人气质，但并非名人雅士。自问：若能比“枯荷、残菊”，已是万幸了。……正当我在旅游时浮想联翩，孩子们驾车开入了一道小山沟。土路很窄，四周寂静，车开的慢。我望着山坡上的橙子、红桔、柚子和又黄又绿的枝叶，不禁吟出了东坡诗的后两句：“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是啊!当年，身在异乡，屡遭挫折，已55岁的苏东坡不仅有如同“残菊傲霜枝”的气节，而且有发现初冬深秋美好的豁达胸怀，这就比一般文人“伤秋”、悲己的境界高多了。

       我在人生暮年时能在广汉松林一日游中“恰逢橙黄橘绿时”，又怎能不珍惜，不努力呢？说起来，《赠刘景文》一诗，自己早在儿时即跟着老师在秦读过，在由陕入川44年这一次一日游中，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