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琪（半秦人）

　　2024年11月16日晨，已经满77岁的我在安居了40余年的四川德阳居民小区内高楼下墙角看到了一株又细、又小却尽力开放的白花，心中似有所感，急忙用手机照好。回家问妻(四川德阳人)，方知此花名叫“灯笼花”，其学名叫“蒲公英”。听她这一讲，我倒想起来了——原来自己在书上、画上早知道这种花。灵感一动，急忙写下一首短诗：《灯笼花》——“学名蒲公英，种籽随风飘。有的落深山，有的在近郊。白絮难艳丽，杆细花微小。欲求代代传，风光处处好。”再细想：“我为什么会对这样一朵不起眼的小花竟会如此有感呢？因为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象灯笼花。我拍照写诗是触景生情啊!”

　　回望我们一家几代人的人生轨迹，又对照了一下自己几十年来历经几省几地的所见所闻。我发现我们这一家人和传统中多数中国人的生存路径，“王各治一方土，民各守一块田”世代安居一个地方的农村人口不同，从祖、父辈到我们这一代的数十人都好象一颗又一颗灯笼花的种子，不断地飘，飘向祖国各地甚至国外——尽管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期盼团聚，期盼安定，但是身不由己。我的爷爷荣子怡先生1899年(大约24岁)从故乡江苏无锡荣巷下荣随其兄荣永吉到上海“学生意”、“讨生活”，至36岁已在南市区经营“协力(即股份制)铁木器行”有方——皆因其兄荣永吉时任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所创办的“申、茂、福三新公司”中“申新(纺织)公司”五金业务部主任，其堂兄荣月泉任“三新总公司”五金业务部主任一直关照。在旧中国民族工业企业中，这种家族式经营现象比比皆是。而荣宗敬兄弟在上世纪初所经营的“三新公司”(主要是面粉、纺织、轻工机械等行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如日中天。然而由于荣子怡自幼过继给其叔即入嗣荣敬亭家中。荣敬亭37岁病亡时荣子怡仅12岁，少年丧父，读书及生计自然艰难；后又丧子(长子荣泉德死于军阀混战乡民自保中))、丧妻(妻沈崇德1924年冬死于一场意外医疗事故中)，又在经营中在店铺险遭火灾，受到惊吓。因为体质原本瘦弱又屡受天灾人祸打击，1933年，他仅59岁因心脏病亡于上海。他临终强支病体托付其兄荣永吉关照其子女。在荣永吉关照下，我的父辈均先后进入“申新公司下属纺织企业”——包括家父荣泉源、叔父荣泉康(字叔廉)、姑父陈朴。荣子怡先生在时代潮流的驱使下，在十八世纪末较早进入中国民族工业企业即从乡下来到都市，虽屡遭人生挫折，毕竟领时代风气之先，使我们后代前赴后继地进入祖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之路，而且一步步迁徙到了祖国的中部与西部。

　　家父荣泉源既生于上海闹市(南市区)之“小康之家”，按当时社会一般发展路径说该完成学业，长大成人后再自谋生路。在他14岁时但因其母沈崇德在38岁去世，深爱慈母之荣泉源心态失衡，不愿读书，终日在上海外滩等地游玩。此时荣永吉等长辈为了使他有人管教，安排他16岁于1926年3月16日进入“申新五厂”做练习生（厂长荣伟仁），中午厂里吃饭，月收入4块银元。至1934年，在其父荣子怡亡后，又与任“福新五厂”“申新四厂”两厂第一任总管之荣月泉联系，安排他至湖北汉口的申新四厂任“保全技术员”——这是家父坎坷一生中的第一次迁徒。4年后,1938年秋，他在抗日战争中随企业西迁押车入陕，开始了第二次迁徒(其间1948年至1950年期间由陕归苏，后又由苏返陕)。1956年，为了支援新厂(陕棉十厂)建设，又由宝鸡调至西安。他一生历经4省6地，都能够以顽强的生命力适应环境，带领我们一大家人求得生存，自己也高寿至96岁，2006年在陕棉十厂厂医院因病辞世。与家母张培颖合葬于西北。家父母的迁徒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与民族工业企业共命运的结果，也是自身求生存、求发展的结果。他曾给我们说：“哪里有饭吃就到那里去。”虽然每次迁徒他们都要与故乡亲人远别，在迁徙路上坎坷艰难，每到了一个新地方都要从头开始，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象灯笼花的种子，无论飘到什么样的地方，从吴楚到秦蜀……，都能扎根当地，代代传承。

　　到了我们这一代，走得更远，分得更散。我们兄弟姐妹5人几乎每一个人在人生历程中都在两地或叁地迁徙，无一例外。长兄在“工业及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后历经北京、贵州（安顺市修文县）、西安三地；大姐在“数理力学”专业毕业后历经甘肃(嘉裕关)、陕西(耀县)、西安；二姐在“化学、高分子专业”毕业后历经陕西(泾阳)、南京、深圳；我历经陕西(陇县)、宝鸡、西安、四川成都、德阳；舍弟经陕西(渭南)、华阴、河南(新乡)、深圳。至于我们的下一代，现分在国内数省，还有的已在国外。我们的一家人不是不想团聚，因为分散了，就更加“重情盼团聚”。记得父母在时，最喜欢照“全家福”照，家父还会在照片背面记下拍照的时间、地点、团聚的缘由，还有哪一个子女没有归来。这样的照片传承至今，我保存有10余张。在“十年文革”中，家父母在被批斗后待遇骤降，只能居于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工厂宿舍中，春节子女归来，十几个人都挤在这间小屋中，床上床下（打地铺）都是人。这时，父母看着欣慰、高兴——他不准归来的子女去住厂招待所，就是看重每一次家人团聚的珍贵时光……。

　　如今，我也近80岁了。由陕入川44年来，虽然在此安居，生活也渐渐改善，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土、亲人、好友、同学。退休后，我写《家史》，做《故乡老宅》《抗日西迁诗抄》《大厂诗抄》《知青岁月》《江南夏日》《忆陕西》《岁日如歌》等诗文。经常思考着我们这一家人在时代大潮中一代又一代迁徙的人生轨迹，脑海中常常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鲁迅先生所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是啊!“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路在脚下!我们还要前赴后继地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