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琪（四川）

　　人到晚年常怀旧。今年4月8日，我将旧作4篇以《荣鸿琪读小说〈红楼梦〉后所作的四篇短文》为题归纳，回顾与修改了原在报刊上发表过的短文。今又翻出旧作6篇，仍想以某一个题目归类。但因文章内容零乱，一时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归纳之题。想来想去，重读这6篇短文，竟发现了6篇中前三篇写的皆是“读书（含观剧）”所感；后三篇写的皆是“吃饭（含做饭）”体验。于是归纳的题目有了——《读书与吃饭》。回顾人生，74年来，我大概称得上是一个“读书人”。但为什么写些短文多是说柴米油盐，地方小吃呢？至此，似乎才发现：“除了读书之外，我还是一个‘吃饭人’”。虽饭量不大，又并非只会吃饭别无所能，所以也还称不上“饭桶”。看来，不是“饭桶”，总要吃饭；不很“有知”，总还读书。大概可作为我之人生写照。　　

　　一、古词人辛弃疾曾曰：“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在青少年时只知人要读书，从未想到“吃饭是个大问题”。　　

　　从我记事起，因为家父母少小进厂，家父自1951年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任命为由荣氏“申新纱厂”公私合营改造后的“新秦纺织厂”副厂长，工作繁忙但收入较高。故家中衣食无忧。我当时年幼体弱，父母从未轻视过我的营养。但只是怕我吃坏了（即吃了不消化），从未鼓励我“多吃饭”。我也从未想到自己在人生路上会有一天为吃一口饭而深感艰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祖国百业兴旺，我的哥哥姐姐都上了大学，自己主要的生活内容也是读书——从小学到高中。但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期间，自己受家庭株联，成了“狗崽子”。后插队到陕甘省交界的陇县山区，自己砍柴、磨面（水打磨），主要靠每天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谋生——一个劳动日值0.45元，我因表现好，担任知青组长，每天9分，可分0.40元。经过那个时期的“再教育”，我一方面亲眼看到了在陕甘交界山村中，乡民靠天吃饭，广种薄收，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另一方面也亲自体验到了“吃饭”的艰难，以及当地老百姓的饮食习惯。有了这种书本上学不到的生活体验，于是我就不仅是一个“读书人”，而且可以称的上是一个靠自己劳动的“吃饭人”。写到此，也许有些读者会说：“你才称得上一个“吃饭人”了，笑话，谁不会“吃饭”？何况，像你今天的现状，温饱早已有余，何来“吃饭人”之说？”言之有理。我在下乡后自称是“吃饭人”，是与原来只意识到自己是个“读书人”有关。中国古代文人能吟出：“诗书原为稻粱谋”一句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句话能够成为古训，大概也有国人之道理吧！常言道：“人谋一口食，神谋---炉香”；“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生一世，吃穿二字”。我从这些道理，才品出了一些人生滋味。

　　同时，我才知道：在我们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中，若处于西部几省交界的山村中，恐怕到了今天（2021年），某些乡民仍处于比较严重的相对贫困的状态。宋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一文中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他忧国忧民甚多，但起码一点该“忧”的是：君也好，民也好，饭总要吃饱。太史公司马迁曰：“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的慌。”某“读书人”学习再专注，废寝忘食，可以坚持一天，绝不可能持久。我有切身体会：一个人如果肚子饿了，很难把书读下去。这是大实话，也是真道理，可惜我到了20多岁，下了乡，对这个道理才稍有所知。在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毛泽东可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他早在1919年7月14日，在其走上中国政治舞台之开篇之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发出的第一问就是：“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毛泽东把《读书与吃饭》这两个方面的顺序从国家与民生的角度讲清楚了。再说，我们从小读到大的书籍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的呢？作为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艺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就是说：人民要求文学艺术，要求读书，但文艺（含书籍）是从人类的社会生活而来。“人类社会生活”是第一性的，是文学艺术的源泉；“文学艺术”是第二性的，是“流”，而不是“源”。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对共产党的“世界观”开宗明义讲：“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从某种角度看，毛泽东之所以认为：“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显然是把“吃饭与读书”的顺序，人类生产与文学艺术的顺序早已排列明确。这个排列顺序的道理看似很简单，其实绝非小问题、小道理。

　　在中国，自古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尤其在旧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上流社会中，只有“孔夫子”、“孟夫子”之类的“读书人”，才配称“圣人”。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就有了“劳工神圣”的等一番大理论，就有了“农民万岁”这种社会各界尤其是地主乡绅、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的口号（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革命先锋”一节）。——“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么？”（《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19页）。1920年前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长辛店办“劳工培训班”；陈独秀主编之《新青年》杂志于“5.1”国际劳动节为“不入流”的工农大众出版专刊。对此，某些处于高等学府的“读书人”如胡适之流是大不以为然的。1927年，当张静江等社会名流指责湖南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15页）。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并登上政治舞台初期，其主张就与“孔夫子、孟夫子”还有胡适等不同了，就和工、农大众的命运“认同”了。若干年后，已经成为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在回应人民高呼“万岁”时，喊出“人民万岁”的心声。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在参加1999年国庆盛典时称赞道：“这个盛况，这种场面，充分显示了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很好，很好”（见《习仲勋传》下卷658页）。“劳工神圣”、“农民万岁”、“人民万岁”、“人民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诚然，“读书与吃饭”本来是人类的两种普遍而正常的行为，并不是划分“人民”与“非人民”的标准。在旧中国，劳苦大众要吃饭，达官贵人也要吃饭，总之“读不读书”，人都要吃饭；但是，是不是所有吃饭的人都要读书呢？是不是所有吃饭的人都能读书呢？在中国，尤其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中国，显然不是。所以，毛泽东在1919年判定，“世界上吃饭问题最大”（至少比“读书”的问题大），的确是真理。回顾自己的切身体验：我自7岁读小学始，今年74岁了，仍在读书写作，也算读了一辈子书。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应该承认：在中国，如果读了几十年书，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竟然还不知道“吃饭问题最大”，那就实在是太“无知了”。2017年4月1日，《德阳晚报》5版载我写之短文《我所亲历的“艰难生活”》结尾时说：“……仅从我48年前的亲身经历来看：‘艰难生活’使我知道了吃饭重要，知道了柴米油盐是人的生活基础。插队下乡，是成人的重要一课。”在偏僻山村中插队时，自己亲历的种种艰辛生活中有“大学问”——“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还有：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推心置腹地对一大群“读书人”（文学艺术工作者）说：“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已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已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一番话真切呀！　　

　　二、 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在自己的旧作中，我看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自知了人生定位。无论是“读书”，还是“吃饭”，自己都不过是属于标准较低的追求。3篇“读后感”，所读者是一般中学生皆知之《卖炭翁》、《蝶恋花（苏轼写）》《乔家大院》（影视剧），所感者亦不过是人生之坎坷，经商者不易。《陕西手擀臊子面》、《小吃不小》两篇短文，所记者不过是地方小吃，面条米粉。文如其人，回顾自己作为“老三届学生”（“文革”初期之“黑七类”、“狗崽子”），做为恢复高考在1978年31岁又能读书之“老范进”，千里入川，中年丧妻，在为官仕途上并不得志。这样的人生显然算不得平顺、发达。若论“家世”、“先辈”，自己有过辉煌；若论发展机遇，自己也有过一点儿。但干了一辈子，结果仅仅是求得“一生平安”而已。细想人生，我有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必然的，甚至是难得的。据家父母告：1947年初，我出生时体质尚好，但仅一岁即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我上面之（双生）哥哥已近4岁皆在“乱中夭亡”。我也病弱。当时，有人劝家父母将我丢弃（“死两个就要死三个，这个孩子是养不活的”）。当时，家父母看到我步履蹒跚，瘦弱无力的样子，只有一双大眼睛仍有些任性、倔强的神色。他们虽然领着一大家人，由陕归苏，四处求职，十分艰难，但最终还是舍不得将我丢弃。许多年之后，家父母回忆当时情景对我说：“你命弱，但个性强；以后出去自立，万不可任性逞强，保命要紧。”家父母知我——“人强命不强”。回望过去，我在坎坷中奋斗；幸逢盛世。眼下，我每月收入有保障；儿女成人，孙辈成长。自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已属国人之中等水平，应该知足了！“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呀！

　　今天，我还在“读书”——一面整理旧作，一面还有新作；还在“吃饭”（食谷者生）——也就有退休收入。人生之路还在前头，通天的大道九千九百九。

      【作者自我简介：荣鸿琪，网名“半秦人”。男，73岁，祖籍江苏无锡荣巷，抗日西迁民族企业“申新四厂”老员工荣泉源、张培颖之子。外公张崧生曾任早期“汉冶萍”公司萍乡煤矿总务处处长。生长于陕西关中地区。1980年从陕西财经学院毕业后由陕入川。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德阳市中心支行退休干部，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