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有一首电影插曲《小燕子》在全国广为传唱：“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小燕子，告诉你，明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安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这部电影名叫《护士日记》，是描述了一群从上海出发到西部地区投入新中国成立不久的大规模基础工业建设的年青人艰苦奋斗——成为人称“随风飘（即建好一个厂又转战到另一个地方建厂者）”的故事。我当时仅13岁，在陕西西安的某纺织厂职工子弟小学上六年级。对当时的新中国基础性大工业在全国各地陆续展开的实际情况不可能了解，更想不到自己的后半生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德阳的这些“大工厂、新机器”有什么关系。虽然自己受家庭背景影响，从小对“工厂、机器”并不陌生——当时，在旧社会曾自营过小布厂并在旧中国最大的民族工业企业无锡荣氏“申、茂、福三新总公司”旗下的“申新纱厂”干了几十年的父母亲经常领着我们进厂、下车间。但那时在陕西，所见过的工厂、机器也不过是些中小型轻纺工业企业中的小机器。到了1981年，我由于“那个年代”种种因素促使，34岁由陕入川，来到德阳“二重”厂家属区安家立业，由此才渐渐了解到建国不久国家在基础性大工业（包括四川攀枝花、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等地）建设中的“决策、投资、建设、运转、变迁”的历史。从那时至今，42年过去了。我在德阳亲身经历了“建市”前后的经济建设、金融运行的趋势变化；对于全市城乡“新闻、文化、艺术”等方面，由于自身的爱好也有所了解；而且，更重要的是：此时，自己34岁以前的人生历程都过去了；自己心中很清楚：此时及今后，“我家在德阳，德阳是我家”。在这42年中，我在德阳的住房变了5次——一次比一次宽敞明亮；我的女儿在德阳读书、工作，至今已是“农商银行”的骨干；外孙女也上了大学。我自己在人民银行市中心支行入了党，先后担任过调研室副主任，市金融体改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政研室特约研究员。被提拔为正科级干部，在人民银行“光荣退休”。几十年来，无论是“在职”与“退休”，我有很多切身感触与分析、观察，直到今天仍笔耕未止，……。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德阳这块国家大工业建设的热土上发生的。没有德阳“二重”等国家集中性投资建设的大工业，“小燕子”不会知道这里有最美丽的春天，我不可能知道并千里迢迢来到德阳，也就不可能在几十年的工作与生活中，为德阳的第一次、第二次工业化、城市化高潮的成因、经过及效果有所了解并为此发表过几十篇文章与诗歌。回顾这42年的岁月，是“改革开放”的天时、“四川德阳”的地利加上“各方同志（领导）帮助、鼓励”的人和，自己才有可能做出一些工作上的成绩与发表一些文艺创作中的作品，才有可能过上今天安稳、宽裕的好日子。今天，提起“我和德阳那些年”的往事，我有一肚子话要说。

　　一、我的老岳父张镜明在1958年春节过后，对其人生之路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我之所以1981年到德阳，是因为自己“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必须解决。在当时，我借大学毕业分配之机先由陕到成都（在四川银行学校任教），不久，又调到了德阳。当时，我的老岳父一家均在德阳“二重厂”，我是欲回家与建新的小家庭而申请到德阳的。那么，我的岳父一家又为什么会从千里迢迢从北京国家机关调到德阳的呢？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决定每个个人、家庭的命运，这就不能不从德阳形成“重装之都”的三个阶段说起。

　　（一）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思考与判断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他说：“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赶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41页﹣142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开幕词》1955年3月21日）他思考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十大关系”[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267页至288页），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1956年4月25日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一文，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及在内地建设一批国家支柱骨干企业的方针。在此基础上，1956年5月8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工作几个问题的决定》[5 (《工业新城德阳》第10页、《当代四川》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在祖国内地选点优先部署“生产资料的生产”即重工业尤其是重点装备工业，平衡国家工业发展的布局，兼顾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从这一点上看，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思考与判断导致了包括德阳在内的一批内地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没有毛泽东的思考与判断，国家就不会在包括德阳在内的内陆地区选点投资建厂——因为这种投资并不是某个人与地区为了盈利而发生的。从一开始，德阳工业化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策，由国家投资，由此所形成的重装企业目的是为了维护与谋取全中国甚至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利益。从一开始，德阳工业化就不是市场经济行为及局部（地方）行为，而是显而易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产物。当时，国家不仅动用了极为宝贵的黄金、外汇，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万吨水压机等重型、精密、稀有设备，而且从东北、上海老工业基地选调了数万名干部、工人，从全省抽调数万民工与企业领导、技术人员、工人甚至职工家属一起开展建厂、安装机器的大会战。国家为此决定实施下定决心。其决心之大，世所罕见。1956年9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根据国务院上述决定精神，经过反复勘测斟酌，确定在德阳建立工业区——建设重点开始为航空电子工业，后为重型机械工业。

　　因此我们可以说，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以他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是德阳“重装之都”形成的主要决策者和持续推动者。

　　1958年8月28日，时任德阳工业区党委副书记程占彪在干部大会上讲“为什么选址德阳建重工业基地”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德阳这个地方很小，有些地图上也没有名字，仅是内陆四川的一个中等县份：只出粮食，没有铁和煤。那么，为什么在此地建厂呢？这不是几个人的空想。而是根据工业布局和建设大工业的条件而决定的。德阳交通方便，在宝成铁路干线上。利用内外运输。我们是机械工业，要钢铁，近的有江油钢铁厂，成都钢铁厂和无缝钢管厂。向南有乐山、宜宾、西昌钢铁厂，向东南有重庆钢铁厂。这些全是要通铁路的，运输方便，能满足德阳的需要。煤，广元、昭化都出煤，最近是绵竹煤矿，即将建设。江津、乐山等地段优质煤也可供应。大工业建设对水位要求也很严格，重型机械厂的地基向下几十公尺，地下水位低。这个厂（指二重厂）的厂址选了2年，选过西北、中南以及四川的眉山、成都、德阳、简阳等地，最后仍选在德阳。一个月前有位苏联专家热情很高，想再选择一个德阳更好的地方，又看了四五个地方，结果还是认为德阳最好。总之，德阳是合乎建设重工业基地的条件的，也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6]（德阳市档案局（馆）2010年10月编《1956-1960德阳工业区建设图文集》)。程占彪的这段话，原汁原味地道出了从1955年毛泽东发出号召，国、省做出部署；从1956年8月国家建委入川选点的种种细节。这是“重装之都”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正是在1958年春，和国家从四面八方抽调的一批干部及优秀技术工人到四川德阳一样，我的岳父张镜明从北京全国总工会机关选择了到四川德阳建“二重厂”。他时年31岁，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干部。组织上征求他本人意见：若去参加国家基础性大工业建设，你是选择去“东北”还是去“西南”？他选择了气候较暖之西南，随后即按组织决定率家人乘火车翻山越岭来到德阳。

　　  (二）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认真研判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后，提出了“改变计划方法”和“进行备战”两个方面的主题。他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他的目光再一次投向了地处大西南的四川。他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7](《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1197页，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200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决定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由李井泉、程子华、闫秀峰同志负责。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决策背景下，东方汽轮机厂由哈尔滨汽轮机厂包建，在绵竹汉旺落户；东方电工机械厂从上海整体迁入德阳，四川玻纤厂由上海耀华玻璃厂援建。一批三线企业尤其是大型骨干企业东方汽轮机厂的建设，为德阳重装之都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举国上下形成了一股热潮：“好人好马上三线”,“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前后共计约有4万来自天南海北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现代大工业意识的人才为德阳这样一个内陆县城带来了新的变化；一大批当时在国内罕见的“高、精、尖”机械设备和各个渠道的财政巨额投入尤其是投资为德阳尤其是所在地绵竹、汉旺发展注入了强大推力，东汽与先前建设的二重、东电配套成为德阳重装基地三大厂，在宏观经济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阳的大工业集中度在当时国内少有。德阳“三大厂”形成后，与东北、上海等老工业基地遥相呼应，为全国工业布局改善及国家战略大后方建设，西部大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德阳在1958年秋被国家大工业选点建厂看中，在1966年前后又被国家及四川省“三线建设指挥部”看中，这两次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投资与人才选调都是国家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判断与思考而投向德阳的。如果没有这两次大投入，德阳“重装之都”无从谈起，1983年秋建市更不可能。毛泽东在部署三线建设时强调指出：“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之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这几年我们摸索出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法制定计划，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41页-142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开幕词》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这一番话，在47年后再看，我们深为毛泽东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辛苦探索，果断决策所叹服。计划经济在当时是已成习惯势力的大体制，而且也确实发挥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了“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提出农业、工业、国防几个方面的关系和顺序，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为国家兴旺（包括德阳重装之都形成与发展）、民族独立和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是四川德阳重大技术装备制造基地形成的第二个阶段。德阳有了这么两个阶段的国家投入，在国内、省内就有了“先行一步，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基础优势。这种优势的形成，在国内、省内是罕见的，对于德阳而言是十分珍贵的。值得今天甚至今后认真回顾与思考。

　　（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德阳建市

　　1983年德阳建市后，各方面尤其是全市民众长期积累的社会力量以不可阻挡之势推动了德阳社会经济尤其是“重装之都”的建设。在这一阶段，计划经济的东西有、市场经济的东西也有，国、省投入不少，企业、地方、个人及外资投入也不少，加之工业基础在省内而言比较雄厚，川西盆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离成都、绵阳大城市近，在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中，“以大带小，以小补大”，德阳的“重装之都”地位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完全确立。2013年1月6日被中国设备管理协会授予“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称号。目前，正在向中国西部经济文化强市的建成及“成德眉资”四城市同城化的远大目标奋进，正在向“世界级重大装备制造基地”建成协同各方力量奋斗。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取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程中，“重装之都”中的二重、东电、东汽三大龙头企业发生了五大变化：

　　一是：原先承担的社会职能剥离——学校、医院等非生产性企业负担大大减轻，市政建设也由此得到增强。政企分开，企业成为真正的有一定自主权、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

　　二是在发展中采用“股份化”、“集团”、“集群”、“集中”等市场化手段，“以大带小，以小补大”，中央企业、地方（含乡村企业及外地、外资、外行业、企业）协同发展。

　　三是由国家无偿拨款建厂，无条件调优秀职工入川投入“三线建设”，对企业下达各种指令性计划改为企业向银行贷款（需还本付息），企业直接面对国内外市场寻求订单，培养与吸收创新性人才，提高市场竞争力，提高自主经营、自求发展能力。

　　四是由国家从各地抽调干部、工人到三线等地工作改为企业自主用人（“央企”主要领导班子成员除外）。在职工工资、福利、劳动考核等方面采用了一些发达国家的通用作法，企业尤其是“央企”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已经被打破了。

　　五是条块间的血肉联系增强了。1983年秋德阳建市后，市、县政府积极协调大企业与周边群众关系，尽力满足大厂企业家属生活需要。大企业也在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改变自己单一的产品结构。“二重”等三大厂在德阳半个世纪、包括我岳父张镜明一家在内的几代人在这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已与当地人血肉相连，融为一体。德阳是我后半生的落脚点，又是从头开始工作与生活的出发点。　　　　

　　二、我为德阳这片“古蜀文明”发源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三次高潮中青春勃发而歌唱。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德阳——这片“古蜀文明”的发源地，正在经历过第一次工业化、城市化高潮（以1958年10月德阳“二重”、“东电”开工建设为标志）和第二次工业化、城市化高潮（以1983年8月末德阳建市并快步进入全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轨道为标志）之后，第三次工业化、城市化的高潮正在形成。这些迹象主要有：

　　（一）“成都、德阳高端能源装备产业集群”的在国家、民间资本的积聚、集中的推动下形成与发展，必然促进“成德资眉”城市群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反之，也是一样。即双方相互促进。

　“城市群”被认为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区域空间形态的高级组织形式。世界级城市群是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人口和产业空间形态。中国目前属于国家重点建设的是五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相比之下“长江三角洲”已名列“北美五大湖纽约、伦敦、巴黎、东京，中国长江三角洲”六大世界级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大湾区）和京津冀属“二线”城市群（比较成熟）。巴蜀即“成渝双城经济圈”能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群已属不易。目前正在加速形成与发展中，其中，“成、德、眉、资”4城市群尤其是“成德同城化”加快落实各项具体，收效明显。

　　——从“成德眉资建群”和重庆与其附近市、县“抱团”，两大城市从两端发力稳中求进，当有一段渐进之路。“成德眉资”四市建群无疑应从“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入手，没有城市间的高端制造骨干产业融合，“城市群”空有其名。那么，成德两市“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销售、安装调试投产及其售后服务产业集群”又是怎样形成与发展的呢？从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建设中的“成都德阳高端清洁能源装备制造集群”形成与发展历史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主席代表的党中央在做出“三线建设”重大决策时，由于对西部极为丰富的水力能源资源及地处内陆的祖国“战略大后方”状况了解，决定在成都、德阳兴建一批由国家财政集中性规模投资的研发、销售“高端能源装备制造骨干企业”，可谓高瞻远瞩。由此，1958年开始在德阳形成了第一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高潮。四川德阳在1983年秋建市前后，以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化、城市化高潮，又为“集群”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1997年以来，以“东方电气公司”为代表的企业集团取得了自行设计、制造，“三峡水电机组”合同。2003年，该集团成功造出全国首台“三峡电站”700兆瓦水轮发电机组。在短短五、六年内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技术30多年的差距，使我国巨型混流式水轮机的核心技术一跃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是一次巨大飞跃；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中国在长江中上游所兴建之“三峡工程”、“白鹤滩电站”均是国家投资的特大型基建项目。在建造这些项目中，东方电气集团形成了包括百万千瓦核心技术转轮水力研发，百万千瓦核心部件转轮制造等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更是攀上了世界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如今，“东方电气”是国内三大动力基地（上海、哈尔滨、四川成德两市）由国家控股的上市股份公司——“成都”是“东方电气公司总部和主要研发机构”所在地，“东汽”、“东电”、“东锅”（部分）等主要装备制造厂家在距成都仅80公里四川平原工业城市德阳。这种以资本为纽带的异地产业融合模式在世界上、在历史上（包括中国历史上“洋务运动”时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都一再出现过。

　　有了这样不断扩大、提升的产业集群，自然就需要有对国内甚至世界同行企业有着广泛影响的人口和产业空间形态。若从产业资本的投入（原始资本和后续资本）、资本的集聚和集中（甚至走向垄断“金融寡头”）的角度看，加快建设以省会城市甚至是国家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对于企业集群“资本”的集中与控制，对于企业劳动力（尤其是高素质工匠，高级设计专家）的集中与培训。对于目前成都德阳的大中小装备制造企业及相关产业空间（包括有形与无形空间）的拓展迫切需求而言，自然是呼之欲出，必须加快形成与发展了。恰如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根篱笆三个桩”。成都虽大，“大有大的难处”。然而，有了骨干企业为主的产业支撑，成都、德阳、眉山、资阳4市融合为“城市群”，人口总计就会超过3000万人；城市的地域面积就会扩大两三倍，“群”内的骨干企业涵盖关系国计民生的“高端能源装备制造”、“军用、民用航天航空装备（歼击机及民用大飞机）制造”,文化底蕴深厚的消费（盐、糖、椒、米、猪、锦、纸、铁）产业集群如各种旅游、文化产业，尤其是极富西蜀平原特色的“川菜”、“川戏”、“小吃”业；再与重庆强强联手，做大做强，成渝圈就有望在国内已有的“五大城市群”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

　　高端产业集群与4城市群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中相得益彰。成都作为国家级中心城市，可将制造企业、加工配套企业扩散至“群”中之中小城市。自身发展可望降低成本、增大空间、加快速度；配套中小城市可将公司总部，代表机构与集中研发机械进一步集中于“中心城市”，可望提高自身利润率、提高技术水平、进入更大更广市场。4城市中一、二、三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融合，形成国家所急需的“高端制造产业集群”。

　　“条块”均得益，可谓各得其所。从成德两市高端制造业集群在近七十年中发展历程看：各种高端制造产业集群的资本结构呈“金字塔”式的发展模式，本是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祖母、女儿、孙女”公司——层层递增，底大顶尖模式。发达国家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社会化大工业的组织形式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发展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大工业，人才集中，科技尖端、资本密集产业极为有效，完全可“为我所用”。我们万不可再论其“姓社姓资”而忽视甚至排斥之。按照促进资本集中于尖端科技方式的标准衡量，中国如果有了如同美国“华尔街”那样的现代垄断金融寡头集中区，出现一大批可以称雄世界的“托拉斯”、“辛迪加”，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加快现代化高端产业制造集群的形成与发展而言，势在必然。没有什么不好。中国如果有了“硅谷”那样高科技组合密集区，也没有什么不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已出现在上海外滩的外资大银行机构林立状况和北京“中关村”、武汉“光谷”、西安、成都的“高新区”的产生、壮大……令人欣喜。国内外各种资本集中于中国大上海，促其渐渐形成世界金融中心，对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又有什么不好？只要政权在我们共产党人手里，只要其结果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只要能最大限度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对物质与精神生活的追求，我们就可以放胆去干！

　　回望历史，早在“一五”“二五”时期，我国便将西南重型机器厂、水电设备厂即今天“国机重装”和“东方电机”两大厂等布局在德阳，开启了当地重工业建设的序幕。“三线”建设时期，又有一批工厂陆续新建迁建。时至今日，成都德阳高端能源装备集群（以下简称“成德集群”）已集聚了包括东方电气、国机重装、石油宏华、通威太阳能等龙头企业在内的2600多家能源装备企业，诞生了8万吨模锻压力机、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一批“国之重器”，生产制造了全国60％的核电产品、50％的大型电站铸锻件、40％的水电机组、30％的火电机组和汽轮机。国家在这片热土上建大厂，占良田2万亩，先后动用民工10万余人次；由此可见，投资（按今日价计）近千亿元，迎来了中央各级大干部视察（仅国家级领导人即多达50名左右）。德阳实在太幸运、太重要了。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建国初期所确定的“大一统”财政模式，没有当时全国人民的“高积累”,就没有如同国家在德阳之大规模投入的“国家资本”。若论“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确实是功不可没，效益明显，不能一概否定。社会主义“有计划”，从过去到现在，这个观点没有错。但是，这种“大一统”国家投资模式也在实践检验中露出不少弊端——“高积累”、“大包揽”、“都计划”……这样的发展办法在自然灾害发生，国际环境变幻中的客观效果确实难如人意，难以持久。在德阳当地，渐渐显现出“大工业太大，小工业太小，轻工业太轻，重工业太重”，条块分块严重，大企业与当地经济、人民生活结合度长期偏低。“国家队”与“根据地”没有形成血肉相连的经济关系。建国不久，为了支援国家大工业建设，农业相对落后了。当地政府及民众所付出的代价，长期得不到补偿回报，“农民、农村、农业”，在大工业企业旁边显得落后、贫穷。处于地方的尤其是边远山村（区）中，“国家队”的生存与发展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几大企业建设一度被迫“下马”。这种状况随着1984年前后中国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渐渐有些改变。1983年秋建市的德阳又从自身动力中找到了更为广大，深厚的以“乡镇（村）”企业兴起为主的“地方（民间）资本”。广大民众从自身体会中认识到：“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怎么办？“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的力量最强”。忽如一夜春风来。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德阳城乡尤其是一大批直接与民众自身衣、食、住、行、游及文化，建筑切身相关的中小、地方、民营企业主要靠“自身积累（有的百姓连住房、安葬的木材也拿出来投入企业建设）”加银行借贷，筹集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身民间资本投入的“原始积累”。巨大的“民间资本”是几乎难以估量的社会化大生产“第一推动力”，既推动了德阳地方经济飞速发展，又为国家高端制造产业“添枝加叶”。虽然从1956年起，德阳已在“外力”推动之下，酝酿着其第一次工业化、城市化高潮，但那仅仅是“国家大工业”。1984年前后的第二次“工业化”,“城市化”高潮兴起并以顽强的生命力通过市场经济竞争，自然选择，已经形成与发展成为不可忽视为国家“央企”、大企业及自身生活水平提高的各种加工、配套、销售各种各样商品的强大生产能力。再从德阳已有的几大骨干企业中“国有资本”的角度回首看一看：

　　随着国家财政体制改革，“拨改贷”后，几大企业中国拨流动资金日趋减少，在全部流动资金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下降，而各种社会包袱日趋沉重。例如：1984年末，第二重型机器厂企业“自有”（其中主要是“国拨”）流动资金占全部流动资金的51.50%,1990年降为12.76%。1994年1季度该厂定额流动资金占用额为5.8284亿元，其中“自补”仅282万元；而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额为5.6135亿元。显然，这样下去，偿还贷款本息压力大，企业自身发展越来越困难。依托民众力量兴起的乡镇（村）企业则不同。据我们调查：1993年末，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德阳市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达20.9237亿元，比1983年净增了18.8399亿元，年均递增23.36%，已占了全市“家当”的1/5以上。显然，这一次工业化高潮投资比第一次由国家投“巨资”的金额更大。从业人员在1993年末达71.86万人，也比国家投资办的“三大厂”吸纳的人数更多。而且，这10余年中尽管经历过宏观经济的几次大的调整，但有顽强生命力的乡镇企业并没有象“三大厂”那样大起大落。全市（含县、区）中小、民营、乡村企业在困境中突破了“区域、行业、时间”界限，通过“滚雪球”（积聚）、“抱成团”（联办）、“手拉手”（联营）、“鱼吃鱼”（集中）等方式急剧地积聚和集中资本，加速了农村小集镇（城市化）的建设，培训了一支刻苦、执着地搞市场经济的队伍，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全局的持续发展。无须讳言，乡镇企业在很多经济指标的比较上不及“资金技术实力”雄厚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如德阳市乡镇企业1993年总的来说是用了10元钱产出6.065元，收人4.88元，赚0.1854元、上交0.0828元税收后净赚0.1026元。在物价指数上涨幅度超过两位数的大形势下，这样的积累率显然是偏低的。但是，乡镇企业所用的资金不是国家拨（含拨改贷）的，是农村户营经济“剩余”的价值转化的货币资本，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当时，乡村中的“活劳动”几乎可以不计入成本，这就带来较第一次工业化高潮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工业化高潮。从1983年至1993年末，全市乡镇企业的资金来源中的自筹部分年均递增27.99%。这样形成的第二次工业化高潮也就持久不衰，进而带动经济全局的蓬勃发展。

　　为什么在乡镇企业中地方（民间）“资本”会这样迅速地积累？从“自愿”与生产资料分离的乡镇企业中的生产者的角度来看，乡镇企业是他们自己的企业，已经给他们带来了摸得着、看得见的巨大利益。以德阳为例：近10年来农民纯收人中来自乡镇企业的比重显著增加。1983年仅占4.75%,1992年增为22.97%,1993年又增为23.41%。全市农业人口中的23.19%（达71.86万人）进入乡镇企业。从德阳两次工业化高潮来看，我国资本原始积累有两条路：一条是学习苏联建设模式——国家凭借政权获取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劳力和土地，然后投资办大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母鸡工业即装备制造业”。一条是改革开放后由生产者自己掀起了有“自发”特征的第二次工业化高潮——其资本来自于生产者本身，生产者就是所有者。第二条路开拓与前行结果是有多于第一次工业化高潮几十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迅速积聚和集中。这两次工业化高潮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我们不是简单地判定哪一条路正确与否。资本原始积累世界各国都在搞，中国怎样搞更符合本国的实际、更富有自己的特色？从德阳两次工业化高潮来看，靠国家集中投资布点建一些基础性大工业，这在建国初期以至于今后都是必要的。但这些基础性大工业不能长期靠国家集中性投资去扩大再生产，也不能脱离地方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自已办社会。否则国家背不起，企业活不了，职工富不了，国家巨大的集中性投资也会渐渐消蚀。随着这些国家集中性大投人所形成之骨干企业员工老化与流失，企业设备老化与淘汰，这些骨干企业自身盈利水平持续低下，更新装备、提升技术难以持续，各种产业的市场竞争力要保持艰难。若无国家持续投人，日久必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目前，在有些企业中，已经现出端倪。中国的国情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从这种国情出发，我们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中，尽管可以在短期内的“高积累”支持下投资兴办一些国家大工业、重工业、国防尖端工业，但同时，也应力求避免“农民的贫困，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衰败。”因为农民及农村经济乃是中国原始积累之源。“源远”方能“流长”,“富民”才能“强国”。现在，由国家大资本集中投入形成的大工业企业和由地方、民间中小资本分散投入的地方、民营中小企业（既有工业、也有农业及第三产业）在德阳这块热土上正在相互融合。“以大带小，以小补大；以重带轻，以轻养重”。高端产业集群中有大企业为龙头，也有小微企业为龙身、为龙尾。两市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产业中有大公司、大企业，也有遍布两市县、乡甚至两市外之配套企业。据人民日报记者对成都、德阳两市的调查：目前，“成德集群中、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比例接近1:5；金属材料加工，输配电设备、仪器仪表等主要配套产品的区域内配套率超过40%”。在国家资本与民间资本相融合的进程中，截止“十三五”计划末，德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达1280户，新增营业收50亿元/年的企业5户；新增四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6户，达159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户。融合促进发展，发展促进融合。国家投资与民间投资的融合，离不开德阳建市这样一个打破“条块分割”的大平台。如今，德阳认真回顾自身所经历的资本“原始积累、集聚、集中”的历程，“滚雪球”、“股份化”银行借贷与招商引资……深深感到马克思《资本论》等科学论述中所揭示的人类发展史上的经济规律是真理。银行、股票、利息、期货、资本、利润、汇率……都是我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学习、熟练运用的人类文明成果，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独有。在一系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遇到的“新大陆”上，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也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追逐“中国梦”的中国人民所闯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在市场经济中，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强，中小企业有生命力。恰如习近平同志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中小企业有灵气，有活力，善于迎难而上，自强不息”。“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德阳在发展大工业企业后又兴起的中小企业，正在迎接“高端产业集群与成德眉资城市群”形成中的战略引领。德阳城乡经济厚积薄发，后劲很大，在“145”计划期间发展前景很广。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全市人民已经认识到第三次宏观战略引领机遇的珍贵，已经认识到了在国家“145”规划中，抓住机遇，上下一心，发展战略期中自己的责任。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德阳的工业必将更强、更大、更新，德阳的城乡必将更美、更富、更好。

　　今年，是德阳建市40周年，也是“重返前三”的开局之年，市委市政府确定了10大经济目标和100项重点工作，德阳人期盼已久的天府大道北延线将建成通车，市域铁路S11线、体育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等即将开工建设，一批农贸市场将优化提升，一批老旧小区将加快改造……。我们相信，德阳明天将越来越美好。我们是德阳改革发展40年的参与者、见证者、受益者。40年风雷激荡，40年茁壮成长，40年切身体会，40年风雨同舟，我和全市上下各界同志一样，在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德阳这座城市的建立、繁荣和美好前景流过汗，出过力。在工作与生活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绩也有失误。现在，德阳发展势头正猛。第三次工业化高潮推动着第三次城市化高潮，第三次城市化高潮（以城市群形成为标志）又为工业化提供了更为优越的发展环境，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全市的工业（含重工业与轻纺食品工业）、农业、旅游业（“三星堆”古迹名胜游及工业旅游）、交通运输业等百业兴旺，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恰因如此，在建市40年之际我们的奋斗经历和参与故事值得讲述——因为过去值得回忆，今天值得珍惜，未来值得更加努力。德阳在改革开发中“春天的故事”多，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作者自我简介：荣鸿琪，网名“半秦人”。男，76 岁，祖籍江苏无锡荣巷，抗日西迁民族企业 “申新四厂”老员工荣泉源、张培颖之子。外公张崧生曾任早期“汉冶萍”公司萍 乡煤矿总务处处长。生长于陕西关中地区。1980 年从陕西财经学院毕业后由陕入川。 现为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德阳市中心支行退休干部，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德阳市老科协社科组成员，四川散文学会成员，市老年读书研究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