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琪（半秦人）

   　1933年冬，年仅29岁的艾芜在漂泊祖国西南边境及缅甸、新加坡等地6年后，在上海发表了小说《山峡中》。这篇小说以一个被裹挟进去但终于脱离强盗团伙的小知识分子的视觉，描写了强盗这一群体的多重性：有凶狠的一面，也有讲义气的一面。在几国边界的山林险滩原始荒蛮的环境中，好勇斗狠、偷盗欺诈成为他们的“生存之道”，每一个流浪的人都有属于他（她）的悲惨故事：不够强悍的“小黑子”偷东西不成反而受了重伤，拖累了群体被丢人湍急的江中；一个比男人更凶悍的女人——“野猫子”在山林中砍树可将刀砍入树身三、四寸，而“我”只能砍入半寸多深；作者又描写她把一块似人的木头为婴哄抱，又显出她的温柔“母性”。艾芜就这一群人（即是特殊环境中为了求生存的强盗），一个人（强盗中的老者、孩子、女人）的“多重性”，也在仔细观察后做了准确、细微的描写。作为一个生于成都平原，以“耕读传家”并毕业于四川省立师范学校（在成都）的知识分子，艾芜在浪迹边界、社会底层6年后思想升华了。他借书中“老头子”之口发出钢铁一样的高声，向当时的世界宣告：“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小伙子，个个都对我们捏着拳头哪！若要心肠软一点，还活得到今天么？你……哼，你！小伙子，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为了生存，他们做恶；但“恶中有善”，他们也有人性。艾芜此文，显然已是不但深入了“边界山峡”，而且深入了“人性探析”。他对各色人物刻画入微、动人心魄，无怪乎巴金先生编辑艾芜作品后言：“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郭沫若先生亦言：“边疆的风土人情，正是绝好的文学资料。希望能有人以静观的态度，以有诗意的笔调写出。艾芜的《南行记》便以此而成功也”。

一、景语皆情语  文学即人学

       艾芜先生在其小说《山峡中》善于用西南边疆的自然景物来营构氛围。巨蟒似的索桥，夜色中奔腾咆哮的江水，蛮野的山峰，阴郁、寒冷、恐怖的山中之夜，烘托了小黑牛被活活抛江的残酷。那被人类忘记与遗弃的破败而荒凉的桥头神祠，孤零零地躺着，只有山风、江流送着它的余年，这简直可以看作是强盗这一特殊群体性格与命运的象征。南国苍茫蛮野的景色描写充满了诗意，充满了作者的情感，与文中的人物（强盗）残暴与果决，粗鲁与率真的性格相互映衬，倍加动人。这是一片似乎已被日新月异地世界抛弃的西南边陲，这是一群似乎是当时的中原大地，城市的上层社会从未见过的山峡强盗。——但是“我”看到了这群“人”——尽管是处于社会底层又残暴的强盗，看到了这种环境——尽管是那样的蛮荒破败，由衷地发出了自己爱憎之声。他借强盗“夜白飞”之口咒骂：“他妈的！这个地方的人，真毒！老子走尽天下，也没有碰见过这些吃人的东西！……这里的江水也可恶，像今晚要把我们冲走一样！”又借“老头子”之口言道：“小伙子，我告诉你，这算什么呢？对待我们更要残酷的人，天底下还多哩，……苍蝇一样的多哩！”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在1918年4月所写《狂人日记》中的一段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在那满口“仁义道德”的旧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狂人”也好，“强盗”也好，他们对中国历史、对当时社会看透了。为了求生存，他们从各方被迫聚集在“人真毒，江水也可恶”的当代社会边缘，祖国西南边缘的“山峡中”，成为“强盗”。试问：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中城市的文人、作家中，有几人能看到他们，想到他们，写到他们？有几人能体会到他们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做“强盗”的原因和心情？艾芜先生在《山峡中》一文的景物描写与人物描写相互映衬，都充满了“荒蛮中的顽强，苦难中的流浪”以及“我”对此充满理解与同情的立场。小说开头即是六自然段，分别描写了“江上索桥，桥下江水，两岸山峰，夏天山夜，桥头神祠，我们之家”六种场景。每一种场景中都有仿佛带着声音、色彩、形状的词语——如“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如“江水”，“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崖石，激起吓人的巨响”；如“山峰”，“蛮野的山峰，……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再如“夏夜”，“阴郁、寒冷，怕人”；再如“神祠”，“破败而荒凉的,显然已给人类忘记了，遗弃了,孤零零地躺着,只有山风、江流送着它的余年”；再如“自由之家”，“我们几个被世界抛却的人们,到晚上的时候,趁着月色星光,就从远山那边的市集里,悄悄地爬了下来,进去和残废的神们,一块儿住着,作为暂时的自由之家”。艾芜在文中开头就情景交融似的构建了“山峡中”的一个“色彩阴郁，形状古怪，破败、荒凉”的大背景。大幕拉开，小说的主人公就登场了——“几个被世界抛却的人们，和残废的神一块儿住着，作为暂时的自由之家”。小说《山峡中》的开头是写景，然“景语皆情语”；“我”这个被“强盗”裹挟进去的小知识分子虽然也在“这个暂时的自由之家”的人群中，并且是“仍旧把书拿在手里的”先生；但“我”此时以静观的态度，诗意的笔调（尽管可能只是腹稿）观察和记录着“此景此情，此处此家”。在“我”的眼中，这些强盗并不是山林中的妖魔鬼怪。他们各有各的人性（例如小说中最出彩的人物“野猫子”抱小木人为子、和砍树有力等情节，表现了一个女人即使做了强盗也不失母性）。面对人吃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面对当时的种种剥削压迫与羞辱”，他们要“报仇”，要“活”！早年间，在中国北方有一歌剧名为《白毛女》，其主人公喜儿在被逼变成“鬼”时毫不妥协地拼力唱出：“想要逼死我，瞎了你眼窝。我是舀不干的水，我是扑不灭的火，我不死，我要活！我要报仇，我要活！”这歌剧虽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唱遍全国，但相比之下，艾芜先生之《山峡中》的类似人物早在1933年就已跃然纸上了。“文学即人学”，是社会各阶层、各地方、各时代、各性别、各年龄、各性格的“人学”。作家写文学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行，“人云亦云”，“八股老套”也不行。而要创作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艺作品，作者必须有独特的体裁与独特的写作方法，必须要深入实际并匠心独具。小说《山峡中》成功之处正在于此。艾芜先生从1925年到1931年6年间，在昆明、缅甸、新加坡做过伙计、校对、编辑。这6年的切身经历是“苦难”，是“流浪”；是“在祖国边界，异国他乡飘泊”。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艾芜先生的这一段切身经历却似前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自描的《我的大学》中生活。他从21岁至27岁，正值人生最有活力的6年均在祖国边界社会底层中求生。他看到了、听到了并和各种各样尤其是五花八门的社会底层人物一起生活了6年。这种“苦难”、“流浪”、“飘泊”社会底层生活正是他独特的精神财富，是即便是大文豪鲁迅、郭沫若也没有的精神财富。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广大人民的现实生活值得文人、作家去体验、去挖掘。生活是文艺创作之源。　　　　

二、有我之境明  无我之境深　　　　

        在小说《山峡中》艾芜先生共描写了三种人物：一是隐藏在西南边界恶劣环境中的“一群强盗”，二是这群强盗的“对头”——“为首的一个胖家伙，骑着马，10多个灰衣的小兵尾在后面，还有两三个行李挑子，和一架坐着女人的滑竿”，三是已在“强盗”群中，却是上述两种人（两个阵营）之间静观者的“我”。第一种人有“小黑牛、夜飞白、老头子（魏大爷）、鬼东哥，野老鸦、野猫子（老头子之女）、小骡子、木人儿（木刻的孩子）”。在这8个人中，虽然以老头子为首，有3个中年男性（夜飞白、鬼东哥、野老鸭）。一个中年女性（野猫子），还有3个孩子（小黑牛、小骡子、木人儿）。尽管年龄、性别甚至来处有区别，但从其言行看，他们都是被逼无奈、咒骂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不赞成读书（有他们自己的学问），有一腔悲愤（心狠）的穷苦人，和水浒梁山108条好汉相似。他们中除了“老头子”姓魏之外，皆是无姓的。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只有在“月黑风高之夜”、“穷山恶水之间”、“烧杀抢掠偷之时”才能求得生存的一群由命运组合的“强盗”，但同时又是“抱木人儿”，最后在被迫远遁时却“留在我书里三块银元”的善良且敬重、关心“我”的好人。“我”被裹挟着进入这群人中之初，可能是噤若寒蝉，但经过静观、分析比较才发现这群人的境况——“这儿呀，也没有忧，这儿呀，也没有愁……”，真好似“和残废的神们一块儿住着，作为暂时的自由之家”。这群人起初对“我”也有戒心，后看到“我”蒙骗官兵、保护自己，虽然希望“我”入伙——作者借野猫子之口说：“不！你得让爸爸好好的教导一下子！……往后再吃几个人血馒头就好了！”。“人血馒头”四字，我们在鲁迅作品中看到过，在艾芜先生小说《山峡中》又看到了。——艾芜与鲁迅的心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在小说中，“我”是一个读书人，并不想做“强盗”；但“我”并没有叫“官兵”抓眼前的这一群“强盗”，而是和“野猫子”扮夫妻从容地回答官兵的盘问，即为“强盗”打掩护，哄走了“官兵”。结果是“强盗”走了。我“梦醒后”但看见“躺在地上的灰堆，灰堆旁边的木人儿，与留在我书里的三块银元时，烟霭也似的遐思和怅惘，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缕缕的升起来了”。在小说中，艾芜先生通篇写的人物主要是一伙“强盗”，让“我”靠边，他们出去。“晚上，他们回来了，带着那么多‘彩喜’，看情形显然是完全胜利，而且不像昨天那样小干的了。老头子喝的泥醉，由鬼东哥的背上放下便呼呼的睡着。原来大家因为今天事事得手，就都在半路上的山家酒店里，喝过庆贺的酒了。”由此可见，官兵虽来过，他们并不怕；“我”不愿入伙，他们不强迫。 “我”似乎“置之度外”，既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读书人，非贼非盗；又是一个不向“官兵”举报强盗，在强盗群中仍捧着自己的书本，最终保住了自己性命，还有“留在我书里的三块银元”。这就促使小说《山峡中》形成了在“文学创作理论”中的“无我之境”——“指诗文的感情色彩比较隐蔽，完全融化于景物、人物之中，不直接外露的境界”。达到了情景交融，景恰能传情，情恰能衬景，意与境妙合无限，“我”与物（事物、人物）浑然一体。诗文的作者不是直接表露或抒发自己的爱、恨、情、仇。也不曾明确宣告、表白自己在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的立场、观点，但却因此更深刻的让广大读者从各种“景”、各种“人”的准确细致描写中信服了作者的意图，小说中的人物却因此成为更真实、更集中、更典型的客观存在。此乃“曲笔”也。常言道：“人贵直，文贵曲”。诗文达到“有我之境”固然“宏壮”、感人，直抒胸臆，故有万千气象。但较之“无我之境”，气象胜而意境浅。小说《山峡中》情节的穿插与结构简洁明快、圆转自如，使小说通篇中紧张的气氛、迅疾的生活节奏得到恰切的表现。小说的结尾没有明确点题，没有结论，连思考的结果也未明言——只是“烟霭也似的遐思和怅惘，便在我岑寂的心上缕缕的升起来了”。读者若掩卷沉思，必然在心中留下《山峡中》那一群鲜明、活跃的人物形象。诗文讲“意境”，有我无我分；有我之境明，无我之境深。

　　除了作者长期深入西南边界获得“绝好的文学资料”及小说的写法已达到无我境界外，《山峡中》一文的语言运用也极具特色——既与文中的环境描写相吻合，又与文中的小说描写相吻合，甚至还有大众化的四川方言。例如：“夜白飞”咒骂时自称“老子”，既符合其人物个性（粗人、狠人），又符合西南边疆的方言。再例如：“鬼东哥把手一张，脑袋一扬，就大声插嘴过去，一半是讨老人的好，一半是夸自己的狠。‘是啊。要活下去。我们这批人打断腿子倒是常有的事情，……你们看，象那回在鸡街，鼻血打出了，牙齿打脱了，腰杆也差不多升不起来，我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在笑么？……。”这样明白如话的语言，真让读者的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观其人，其中“腿子”、“腰杆”、“打脱”等词语都是已经大众化的方言。

         {作者自我简介：荣鸿琪，1947年2月5日生，男。网名：“半秦人”。祖籍：江苏省无锡市荣巷，为抗日西迁民族工业企业“申新纱厂”老员工之子。随父母在陕生长多年，1980年入川。退休前为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德阳市中心支行干部，中共党员。曾有些文学作品尤其“诗作”、“文艺评论”在各种媒体上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