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琪(四川德阳)

　　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几千年来，在现代大工业和传统小手工业出现之前，早就有“农业、农村、农民”。在每年夏、秋之际，以长江与秦岭为界的南方、北方在农作物收获时，在农村中都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关于“人口流动，劳务输出 ”的社会现象。在近 500 年以来，由民间自发形成的往来于北方陇、宁、陕、豫几省间的“麦客潮 ”就是其中之一。何为“麦客 ”? 据“甘肃档案信息网站 ”的介绍：“麦客 ”是人们对甘肃中东部、宁夏一带农民利用东西不同地域小麦成熟的季节差异间隙，成群结队到陕、豫两省帮助抢收麦的人的普遍称呼。陕豫两省人对这些在“龙口夺食 ”的大忙季节来相助的甘、宁人不约而同地称为“麦客 ”， 而不是“外省人 ”，不是“割麦的 ”，也不是“揽工汉 ”，从这种“称呼”来看：陕豫两省主人显然是对他们以客相待。如果我们历史地、客观地分析这种现象，可以发现，形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陕豫两省小麦主产区的“主人家 ”的角度看：“蚕老一时，麦熟一响”。

        麦黄时节，为了防止麦粒脱落，颗粒归仓，必须夜以继日地抓住晴好天气抢收。 若遇天雨大风，农户心中更为焦急——因为北方庄稼的收成大多以夏收为主。再从陇东，宁夏“麦客”的角度看：在本地各种粮食未成熟，青黄不接的那一段时间间隙赴陕、豫割麦，既可省下自己的口粮，又可获得汗水换来的现钱，还不耽误自家的各种农产品，在成熟时候的夏收，值得出来。自古以来，陕豫两省的小麦种植面积大，产量高，号称“中原熟，天下足 ”。因此，在每年5、6月的夏收是两省城乡(包括党政机关及驻军、学校师生)全 体动员、人人关注的头等大事。恰在此时，一批又一批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吃苦耐劳 ”的陇东等地“麦客 ”来了。他们有的坐火车（在车顶上）、汽车，有的徒步几百里，揹着极为简陋的铺盖卷（主要是一块细长的纯羊毛毡)，拿着长把的镰及几付镰片，有的还揹一块小磨刀石，挎着一个长长的炒面袋(内装10余斤由黄豆、荞麦、小麦三种面粉炒熟的“炒面”)——故陕西人称其为“炒面客”——他们出门，到陕西要走几天几夜，一路上就是吃炒面，喝山水(或河水、雨水)，基本上没有菜吃（更不要说油、肉了）。他们的话不多，与主人家谈好价钱后就下地干活——是按所割亩数计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每亩仅不足1元，在八十年代每亩约20元。但他们吃得很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若那一户主人家按生产队指派接待这些麦客时，生产队要给这一户拨的粮食定量标准是7斤/人·天。“麦客”中午就在麦田中吃饭——在麦茬地上铺一块白布，把主人家送来的白面馒头铺在白布上——像小山一样十几个新麦面蒸的大馒头就很快就被他们吃光——主人家送的“油辣子”、“咸菜”，然后喝几碗米汤或大米或小米。我1969年夏在陕西陇县八渡公社党家河生产队见过3个(来自甘肃中部“通谓县”（现属定西市辖)的麦客在庄稼地里吃饭。做为一个长期在大城市吃“定量供应粮”的下乡知青，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那些大馒头一个半斤，他们一人一顿就要吃5、6个——仅仅是有白面馍吃，油辣子管够，喝上白米汤，他们就说：“到陕西割麦是天天过年哩！”对于“麦客”的供给，陕西本地人也确实舍得，供他们放开吃。陇县人说：“甘省麦客，能吃就能干。他们多割几亩麦，我们就多打几石粮；何况他们从远处来，破衣烂衫，出力受累，确实可怜!”看着麦客在烈日下尽力割麦，割的又快、又干净，主人家也称赞：“麦客个子高，筋骨壮、手长、脚长，动作麻利；割一上午都不歇一下，确实比我们这些庄户人强！”我见到的3个麦客是通渭县人。甘肃通渭县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拥有草畜、玉米，马铃薯、中药材、小杂粮、果蔬等特色优势产业，缺水少肥，自古就是大西北中边远贫寒之地。就是到了2011年，仍然被国家列入“六盘山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7年被列入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2022年，全县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771万元和0.7414万元（即是说:城市不足2千元/人·月，农村平均收入610元/人·月）由此可以回想：在50年前，即在上世纪6、7十年代，全通渭县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的贫困程度。当时，在麦地里我和麦客谈到上世纪60年代初的“3年困难时期”，他们说：“唉!不能提呀！由于连年旱灾，庄稼欠收，城里饿死人，乡里死得更多。在当时搞浮夸，明明已经很缺粮了，省里还在催收公粮，挨家挨户地收。”这3个麦客是父子3人，他们每天割麦被烈日晒，麦芒扎，身上的破衣服上印有一块块发白的汗斑——大约是很少洗衣服、洗澡的缘故。他们晚上睡觉只是把羊毛毡在屋沿或大树下的平地上一铺，把上衣脱下当被盖，居然很快就能入睡。在当时，交通条件差，从通渭到陇县233多公里山路，他们硬是披星戴月一步步走过来的。他们离开时，陕西的主家除了结他们足额结清工钱外，一般还会赠送一筐新蒸的白面馍，有的还会赠送几双旧鞋、一件旧衣服。在辛苦劳作、贫困相怜的交往中，甘宁两省麦客与陕西人结下了世代相伴的深情厚谊。至今，说起甘肃麦客，陕西人尤其是在800里秦川的关中平原小麦主产区的陕西人还口口相传，不少对麦客的佳颂：“割麦凶得很!”“吃的多得很!”“人实在得很!”一些甘肃麦客老人也对其子孙说：“陕西好!陕西人好！”

　　从1969年夏至今，已有55年的岁月过去了。但是，如今在“网”上，在多种新闻媒体上，还可以看到多种媒体(文章、照片、影像)对“麦客”的报道、回忆、消息；在我的脑海中，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3个通渭“麦客”——他们和陇县八渡公社党家河的乡亲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良师益友”。在未上山下乡之前，我对农村尤其是大西北的山乡一无所知——虽然在书上也学到了一些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知识，大约也知道“面粉、大米”等是可以充饥的粮食——但对我而言，生长在城市中、学校里、工商之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了这些知识几乎都是“纸上谈兵”。下乡之前，我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话题——“老百姓能吃上白面馍就是过年。”因为在家中每天都有用钱买回来的供应“粮食”，每天都能吃上“大米饭，白面馍，肉和菜”；过年、过节时的饭菜更要好一点。因此，在回想半个世纪前的下乡生活，在回想起陇县山村中父老乡亲为生活艰苦劳作的点点滴滴，在回想起比陕西陇县村民更加吃苦耐劳的甘肃“麦客”……，在回想起由陕入川后，又接触到多种多样的农民，尤其是千千万万在“打工潮”中“农民工”，我深感到：那几年的小山村生活，是我人生观的一个转折点。

       我到此耳闻目睹亲身体验，才逐步真正知道了一些中国，尤其是大西北广大民众的生活实情。在下乡前，我是有些书本知识，但“少年不识愁滋味”，对实际生活知识一无所知啊！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下乡中我放过羊，磨过面，打过“胡基”（土坯），犁过地，挑过水，砍过柴，骑马交公粮（180斤的粧子扛起放在马背上，到粮站再扛到粮库里），抬石修公路……。自己虽然并没有真正具备在农村长期生活的能力，但确实从内心中通过对比，想到了很多问题。因此，近年来，我在已年迈退休的日子里，细思以往，情不自禁地写下《关山脚下(又题名《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话说“石磨”》及本文——《话说麦客》；并且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歌名为《父老乡亲》的一首歌：“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一声声喊我乳名。多少亲昵，多少疼爱，多少开心。啊!父老乡亲，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   我住过不少小山村，到处有我的父老川亲。小米饭把我养育，风雨中教我做人。临别时送我上路，几多叮咛，几多期待，几多情深。啊!父老乡亲，我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啊!父老乡亲，我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啊!父老乡亲，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