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鸿琪 (半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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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在投了100多份个人求职简历后，我的外孙女终于以“澳门大学葡萄牙语专业研究生”毕业资格，在成都的一家主要面对巴西进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公司入职了。干了一个月，她兴致勃勃，好像进入了一片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份工作虽然不是体制内的“铁饭碗”，刚开始薪资也不高，但地点离家近，专业对口。闻此喜讯，我既为自己的孙辈能够在读书后逐步进入社会求得自立而欣慰，又联想到我家几代人在巨大的社会变迁和几次迁徙中，文脉传承的艰难曲折，深有所感。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长期的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家的祖辈也算不上“读书做官”的文人。在我们老家江苏无锡荣巷——“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上上下下在近现代重的是工商实业，看的是机器运转，谋的是企业兴旺，敬的是富商老板和能工巧匠。在这个地方，“子曰诗云”、“高山流水”等清流文人历来不被看重。“出将入相”、“状元及第”也不是众所追求。先祖大约是在其嗣父病亡之前（12岁以前）读了小学，后在其亲兄荣永吉先生提携下到上海经商。他在合股所办之“协力铁木器行”经商。主要向其兄为主任的“申新纺织公司”五金业务部供货。在无锡荣宗敬、荣宗铨兄弟兴办的“福新(面粉)、申新(纺织)、茂新（兼营)”公司生意如日中天的上世纪20年代，供销两旺，生意兴隆。因此在当时我家已达“小康”。家父“少小不知愁滋味”，读书至14岁即入中学仅一年，按理说该继续读书至成人。然“天有不测之风云”，一向严格要求幼时家父读书写字、打标盘的奶奶沈崇德在一次医疗事故中骤然离世，使年少之家父心态失衡，不愿读书，终日在上海“大世界”、“外滩”游玩(他晚年自述：成了“上海滩上的野孩子”)。荣永吉等长辈此时已在“三新”公司内成为有些身份的人，不忍看着荣泉源年少失去管教。为管束他，安排他于1926年3月16日进“申新5厂”当“纺织机器保全练习生”，此后主要靠工程技术发展。他在上海、无锡、武汉、宝鸡、西安民族纺织工业企业中干了几十年，至多成为技术员、工程师(中央六级)。虽然在50岁之前就可以称为“高级知识分子”了，但他一生忙于在工厂上班(有时在办公室工作，有时在车间修机器)，与什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不沾边。唯一文化爱好是看（听）京剧尤其“净、旦”两大行当（用留声机放唱片听）。他极少有时间静下来读书，更谈不上写什么文章；但一手硬笔书法却是功力深厚的（见附照)。我的母亲张培颖也是出生在工矿家庭。在家中败落后，自己14岁（1933年秋）为求自立进入“申新4厂（在武汉硚口）”当“养成工”。她读过4年小学，后来在职工夜授又学习过一些文化知识。她当过托儿所管理员。工厂托儿所对于有几千女工的纺织大厂而言，工作繁杂，责任重大。她管了几十个保育员（阿姨），几千个孩子，自己常感到自身文化低，故坚持到职工夜校学习，尤其是学习实用的“会计”知识。父母亲的身教重于言教。到了我们这一代，也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家父母看到自己多年往返祖国南北，历经4省6地，忙于生计，读书不足，故全力支持子女读书成人。我的一哥两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安先后考上了大学，学的是“工业及民用建筑”、“数理力学”、“化学高分子”专业。当时学生信奉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工科是“有实在用处的专业”。他们读书时，家父母按月送伙食费及被褥衣物，先后连续供三个大学生（均是五年制本科），其支出负担是不轻的；我的一哥两姐刻苦自律。大哥荣鸿宝在校住校期间，同学们相互理发，极少花钱；大姐荣鸿群读书之学校就在现西安“大雁塔”附近，读书5年中一次也未去玩过；常年穿着一身兰衣裳。二姐荣鸿敏之衣服则时常有洞——是上课做化学试验时腐蚀的——以至于我母亲去学校看她，只要看宿舍外挂的洗晒衣物有洞的地方，就顺势能找到“化学系女生宿舍”。……在“10年文革”前，他们3人虽然所学多为现代工商业知识——这也是我们老家的一贯传统，不是封建王朝传下来的“儒家”之说——但总是上了大学，也就是说家中“文脉”没有断。到了我即将考大学的1966年，随着国家大形势的震动，在“10年文革”中，我经过“留校文革”“上山下乡”，学业整整中断了12年——19岁到31岁，是我一生中最应学习各种文化知识的美好年华啊——尽管在此期间，我在陕甘交界的山乡中当“农民”，了解并切身体验到西部乡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在后来的“教书”、“进修”中对“中文”有了入门的体验，还创作过题为《上学》的小剧本(纯属“不自量力的习作”)。坎坷现实的生活和家父母在“10年文革”初即被揪斗(20年后才彻底平反)，对我们这一代人生命运的影响，好象是文脉“中断”了，但也使我学到了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到了30岁之后，尽管我与妻女分居两省，生活中现实问题一个接一个，但是，我还想继续读书！最好能够脱产系统地学习一门专业文化知识。1977年，在敬爱的小平同志力主恢复的高考中，我积极参考但未被录取，后来才知道其原因是受到了我在“家庭”一栏中如实写了“父亲文革中的问题尚未有组织结论”影响；1978年，我已31岁，最急迫的事情是如何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的发妻1976年在生下女儿后查出“肝硬化，脾肿大”后，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急盼我与她团聚后能得到日常照顾。但我1978年夏在几乎没有复习的情况下还是去应考了，然后就收拾行装打算入川探亲。没想到临行前，陕西财经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去不去读?我入川后征求妻子意见。我的岳父张镜明(德阳“二重”离休干部)说:“别人考还考不上，你能考上，去读。”我去读书，妻女的照顾由岳父母承担。读后何去何从?当时也难预料。

　　1978年9月，我走进已经阔别了12年的教室，31岁读“经济学”，深感中年读书苦。一则我从小学到中学只知文学、历史、数理化，何为“财经”?何为统计?当时我一窍不通。二则在校学习“高等数学”、“英语”入门极难。我在文革前读过“俄语”、对“文史”常识也常年练习，但高中学的数理化丢了12年，当时，确实不会做数学题了。三则“一心挂两地”，上课自习常走神——想起日夜盼我去的四川德阳病妻幼女，心中有愧。由此可知，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经常因考不及格心中焦急。好在我有一篇论文《对价值规律的一点看法》在《陕西财经学院》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学院的报纸还发表了我写的两篇“人物通讯”——算是全系同学中少有的。以长补短，在老师看来，此人也许还算有用之才。就这样勉强毕业了。分配去向自然首选四川。……。

　　至于我由陕入川，从成都至德阳在银行工作，从2007年退休至今的文化学习与运用历程，已在《笔耕不辍天地宽》，《我退休后读书与写作十八年的回顾》等诗歌、文章中有所回顾。读者已有大致了解了，故在此不再赘述。

　　我的弟弟荣鸿玮14岁在“10年文革”中受家庭株联，仅入中学读了一年书就和我一样成为“狗崽子”，16岁成为“知青”；招工进厂后终于在36岁被企业推荐到陕西冶金系统职工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读书。50岁企业“一刀切”下岗后，在国内外多处旅游并常常自觉地以文记之，传承了爱好旅游的家父母的一种文化。

　　我的女儿荣华在中专“文秘专业”毕业后，18岁在“工商银行德阳分行”当储蓄代办员。后在德阳“农商银行”工作中坚持自学，获大专文凭，又通过考试获得了“上海清算所业务培训证书”，算是业务骨干了。

　　在我中年丧妻后，续妻带来之女在成都“电子科大”四年制“本科”毕业，也成家立业了。

　　我的一哥两姐在“10年文革”后由于所在单位重视，均获得高级技术职称。众侄亦各有所学，在国内外不同岗位主要以文化知识自立于社会。他们虽然所学所为均是“理工科”，但亦有书画、文章面世。

　　2014年，由家兄荣鸿宝牵头，把我主笔写之《父亲、母亲和我们》一书编印成册，书中主要追述先祖、家父母，但亦有我们这一代各“小家”和各方亲友的文章、照片，共40万字，并有“电子版”。我们兄弟姐妹各有3本，又分寄各方亲友。算是我们家中几代人“血脉”和“文脉”传承的一次集中性重要记录。这十几年来，我又写诗作文，主要通过网络和兄弟姐妹、各方亲友一道“议家国事，传血脉情，续文脉意。”——“百年5代史，4海有亲人”。

　　回望近百年来，我们一家几代人经历了“民族工业兴起”、“抗日战争民族工业西迁”、“国内战争”、“建国后荣氏民族工业企业公私合营”、“10年文革”、“改革开放”各个阶段。无论社会怎样变迁，个人命运怎样波折，家庭亲人怎样迁徙，我们一家人的血脉没有断，文脉没有断。在中华民族千万家人中，我们家的“文脉”有自身特色，但都在不断传承与延续中发展。这就是本文写作、记录“我家的文脉”的目的。

　“离离塬上草，一步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